这叫古今字：坙是古字，经是今字。
遗憾的是，许先生过早离开人世，他的未竟事业在许多年里後继无人，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19] 这里将着重回顾道教在中国本土的研究发展史。
每乡公举一名通六经四书的士子为讲生，每周以第七天休息，由讲生宣讲圣经，乡里男女老少必须到场。比方说，他在 1941 年发表的具有很大影响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在此，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及有关的史实供同行参考，希望引起各位研究者的注意。[16] 罗家伦《国父年谱初稿》第一册，第29-30页。[3] 乾隆五年（1740），鸿胪寺卿梅谷成上疏言：「道流卑贱，不宜滥厕朝班」。
这期间，承蒙在欧洲访学的朱维铮教授与乐黛云教授提供了有关传教士及鲁迅的珍贵资料。之所以这麽说，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不仅是儒佛道三教归一的基础，而且也是帝国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结合点。宁波、海盐等地的庙宇均被一毁而尽。
各省将军督抚，责无旁贷，勿存歧视，务当竭力保护。青年时代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在西南地区从事他日後卓有成效的中国科技史研究。[11]《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汇编》第一卷，第337页。[12]总之，无论维新派还是复辟派，後来都承认此举为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契机。
虽然洪秀全也反对清儒，但他并不毁孔庙。1928年12月19日，浙江省主席张人洁发布一则公告，其主要内容是该省得到内政部发行的「神祠存废的标准令」，要求贯彻执行。
在燕京大学毕业後，许地山先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民族学和哲学。[15]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33-34页。参与废除庙宇活动的主体是军人、学生以及普通青少年。乾隆四年（1739），诏禁正一真人及龙虎山法官往各地开坛传度，若自行考选道士、受籙传徒，将论罪处置。
出版於1940年的《扶箕迷信底研究》一书，虽然篇幅不大，但旁征博引，立论新颖，是迄今为止对扶鸾问题所做的最深刻、最完整的研究。虽许照例朝觐，但筵燕概行停止。康熙十二年（1673）明确规定，「巫师、道士、跳神驱鬼逐邪以惑民心者处死，其延请跳神逐邪者亦治罪」。必须废除的庙宇也有两类：（1）古神类，即古代之科学未明，在历史上相沿崇奉之神，至今觉其毫无意义者，如日月星辰、火神、魁星、旗纛庙等。
因为担心他在坛香山的故技重演，其父告诫他切勿蔑视乡间庙宇之神像。在这样一股波澜壮阔的废庙浪潮下，宗教界难免感到人人自危、寺庙难保。
他收集了各种宗教的资料。[5] 在这一方面，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也不容忽视。
这类情形在中国的其它城市与乡村同样普遍。1934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道教史》上编，在方法和理论上都堪称当时最科学的作品。[2] 乾隆时期清政府对道教的抑制更加明显。陈撄宁也说他通读了《道藏》，但我们没有得到他的研究结果。然而，按照孙中山传记作者的说法，当时孙中山已信基督教义，蓄意破除多神迷信与偶像崇拜。与此同时，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人们对道教的哲学日益发生兴趣，道教对中国科技的贡献开始得到肯定，对中国白话文学的影响也逐渐被承认。
大家并不以为道教在中国已是历史陈迹。冯教授认为「道教是世界上唯一个不反对科学的宗教」，而且基本上与中国科学发展史很有关系。
正如我们在前一部分所探讨的，一百多年来道教在它的本土受到很大的破坏。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冯友兰教授，也对道教史有兴趣。
今天，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遗迹。李提摩太还告诉康有为，变法活动将得到英国政府的军事支持。
归结来说，因为有了科学的研究，对道教的抑制活动才逐渐停止，而且才有目前的道教对中国与世界文明贡献的新认识。这是将道家和道教结合起来研究的特有例子，其成果对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在成为光绪跟前的大红人後，康有为甚至提议请李提摩太担任皇帝的顾问，结果因为变法流产而未能如愿。八十年以来，关於道教的书刊越来越多，学术讨论会也时常举行。
山川土地之神，如五岳四渎、东岳大帝、中岳、海神、龙王、城隍、土地、八蜡灶神、风雨云雷之神。结果，康有为的对手乘机对此大造文章，刹时间京师谣言四起。
[10] 五月二十三日上谕：各国传教，载在条约。第一位比较科学地研究道教的人是刘师培（1884-1919），他是清代着名的学者刘毓崧（1818-1867）的後代。
清末的北京城有六十多座道观和五百多座大大小小的道教神庙，祈安大醮、超度斋会以及各类保护神的祭典游行和酬神演戏活动，是京城随处可见的常景。後来，康有为推荐自己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去当李提摩太的秘书。
这对他们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总而言之，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国内关於道教的着作并不很多，但它们在学术方面的作用还是不可忽略的。[17] 就在全国性的寺庙普查之後的两个月，内务部向各地方政府发出了「神祠存废标准令」。这几年来，本文的主要观点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北京、香港以及欧洲的一些学者不断他们的文章和着作里引用。
他後来提出的道教为中国科学之根本、科技发展之来源的理论，与此不无关系。虽然十四年以後曾复升正一真人为三品，但与明朝相比，正一真人的职衔可谓今不如昔、形同虚设。
陈教授早年在德国留学，对中国科技史、尤其对黄白术有兴趣。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学者完全断绝了与外国同行的联系，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才开始对日本和欧洲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
他原是化学家，并出身於常熟道士世家。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的第二版出在1962年。
